“妈妈，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是做什么用的？”博物馆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望着橱窗里陈列的粮票这样问妈妈，妈妈发现很难用几句话给孩子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粮票在她脑海里唤起的是困窘的童年记忆和计划经济时期最鲜明的印象。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离今天很远，粮票退出历史舞台已经整整20年了，今天，它已经成了博物馆里的古董和收藏市场的新宠。

然而，粮票，在70后之前的几代人心中是无法忘却的，因为曾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太深的印记。从1955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票应运而生，到1993年政府放开粮食价格，正式取消粮票，中国经历了长达38年的“票证时代”。粮票曾经是通行全国的“硬通货”，人们无限珍惜的“第二货币”；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条人命；面对无米之炊，所有的自尊和骨气都有可能在几斤粮票面前折腰……关于粮票和那个时代的记忆，五味杂陈。

粮店里的故事

“高抬贵手”放过画粮票的小伙子

“那时候粮店是特别体面的好单位，粮店职工光荣而且有面子，社会地位比较高，因为掌管着居民的饭碗。”今年75岁的李秀玲上世纪70年代曾经在石景山区金顶街一家国营粮店工作将近10年，可以说和粮票有着亲密接触，她给记者讲述了不少亲历的粮店里的故事。

“那个年代，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李秀玲工作的这家粮店拥有附近几千名居民的“粮食关系”，每个月上级单位就会把数十万斤粮票发放到粮店内。

“粮票是成联发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我们把粮票裁剪成小张，然后按户装入一个小口袋中。口袋上写有户主的名字。每月24日前，小口袋便会发放到每户手中。买粮时，居民首先要出示粮本来‘验明正身’。”在李秀玲的记忆中，当时的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按照规定，每月24日就可以预先买下个月的粮食，所以月底这几天，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买粮队伍，大人往往先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经常有人会因为斤两问题和粮店的人争执，生怕少给了一分一毫。”人们对粮食的仔细，源自那个年代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

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人们吃饭的护照。“那时候，要是丢了几斤粮票，可是个大事，在我们粮店就发生过丢粮票的事情。”李秀玲记得那是一个月底大家集中买粮的日子，粮店里排满了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独自来买粮食，可是排到他的时候，左掏右掏却找不到粮票，“那孩子吓得脸都白了，一个劲儿地说大人给的20斤粮票就放在左边裤兜里，怎么就没了呢，我们一听，20斤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要是真丢了，这一家子这个月真要挨饿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一合计，把粮店大门关了，帮着孩子找粮票。”粮店里排队的人都没意见，一起帮着找，还打算找不到的话就请派出所民警过来，找了20多分钟之后，有个人终于站出说，是他“捡”到了。“因为都是邻居，大家也都没追究是捡还是偷的。”

而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粮店里居然发现了假粮票，“那是一个傍晚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快下班了，有个小伙子拿着10斤粮票来买粮食，当时同事给他装粮食，我像往常一样，把收到的粮票统一粘在一个大本子上，这页粘满之后用一种紫色的涂料一刷，就表示作废了。可是这张粮票粘上去和其他粮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我就抬头问那小伙子说，你这粮票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那小伙子立刻惊慌失措，想跑又不敢跑，他很快承认，那粮票是他自己画的。”由于是第一次遭遇假粮票，李秀玲和同事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觉得这事情很严重，造假粮票和造假钞几乎是一样的罪过，外省曾经有使用假粮票判刑5年的案例，“那小伙子跪着求我们，哭得都快岔气了，说是家里粮食实在不够才想到这么个歪主意，最后哭得我们都心软了，没把他送到派出所。”李秀玲庆幸自己当年“高抬贵手”放过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年代很多事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要是被一张粮票毁了一辈子就太不值了，那小伙子其实挺有才的，画得还真像！”

爸爸的秘密

一身傲骨“为五斗米折腰”

今年45岁的张芸对于粮票的记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辛酸，辛酸来自于对父亲的怀念和心疼，“虽然我的童年是在物质生活很不富裕的上世纪70年代，但是家庭的和睦温暖从来没有让我觉得生活有什么缺憾，直到我10岁那年在粮店门口看到那一幕，童年似乎一下子变了颜色，让我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生活的困窘。”

张芸回忆，70年代每人粮票定量已经比最困难的60年代要提高不少。“按照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北京市民每个月的口粮数，被分成了100多个等级。当时我们最羡慕的是首钢的炉前工，每月60斤，最低的是刚出生的儿童，每月6斤半，一般成年人的定量在30斤左右，大学教授、高级演员、13级以上的干部，还能得到照顾，每个月有半斤的高级油票。”一个人每月30斤的定量，其实也就是刚刚够吃而已，“那时，家家都备着一杆秤，每顿饭都要称。一家三口人，一个月定量90斤，一天一人也就1斤粮，得算计着用，早上2两，中午4两，晚上3两。”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是这样精确算计着过生活，“甚至到别人家做客，也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为难。”

然而，奶奶从老家来到北京之后，这种精确的算计被打破了。“1975年，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住，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奶奶靠一个人的力量把爸爸培养成人送到部队，最后转业到北京，她快70岁了还在乡下干农活，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爸爸坚持把她接来养老。”

张芸只记得，她为奶奶的到来兴奋了好久，因为她小时候是奶奶带大的，和奶奶感情特别深，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奶奶虽然来到北京，但是户口和粮食关系还留在农村。当时，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那个时代，人们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这就意味着，奶奶没有粮票，她只能分着吃张芸一家三口的口粮。

“当时我还小，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大人也从来不会当着我面讨论生活的困难，我只记得原来早饭吃棒子面粥，后来加进去不少野菜，做成了菜粥，野菜是奶奶从附近的野地里挖来的，我却抱怨太苦，不爱喝。”过了一段时间，早饭又恢复成她爱喝的棒子面粥了，然而每次爸爸月底从粮店提回那一袋子棒子面的时候，脸色总有点不对劲儿。

直到一次张芸放学时路过粮店，看到爸爸，才发现了棒子面的秘密。“我看见爸爸站在粮店里和人说话，可是我好像完全不认识爸爸了，他脸上那种谦卑、讨好的笑容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当时我的脸通红，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在张芸的心目中，爸爸是她最崇拜的人，他曾经做过军人腰杆永远挺拔笔直，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诗好字，一身傲骨从来不曾对人卑躬屈膝，可此时，他却弯着腰低声下气地求粮店的人：“我多给您钱，您就再给我多称5斤棒子面行不行，家里人口多，粮票实在不够了，孩子喜欢喝棒子面粥……”一边说，还使劲把钱往人家的口袋里塞，那人却一脸公事公办的嫌恶表情。“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哭着跑开了。”

那天晚上，爸爸提着面口袋回到家，他不知道求了粮店的人多久才如愿得到额外的5斤棒子面，“从那天起，我再也不喜欢喝棒子面粥了，甚至看到就反胃，大概那种心理刺激转化成生理反应了，我和奶奶一起去挖野菜回来做菜粥，大口吃得很香甜。爸爸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的口味为什么忽然改变了。”

神奇的“第二货币”

500斤粮票换一个大立柜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票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命根子”，可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肉、蛋和蔬菜的消费已部分取代粮食消费。用句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油水大了！大多数人每月20多斤的定量粮票富余了。粮店开始增加一项新业务，帮助市民储存粮票。北京粮票一月一换，用不了就作废，存在粮店，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到了1978年，北京在册的储存粮票，高达1.6亿斤。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生于70后的余帆回忆自己1990年上大学时候的往事，“那时候大家脑子里似乎有两个货币体系，粮票成了‘第二货币’，10斤粮票换一斤鸡蛋，30斤换一个脸盆，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还有人用粮票换家具，200斤粮票可以换一个多层塑料三角架，500斤换一个大立柜。”

“当时，出现很多粮票贩子，最开始是在农贸市场，后来街头巷尾都有，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都可以用粮票换。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成公开的秘密。”余帆1990年在人民大学读书，国家对大学生每月发补贴粮票25斤，“当时吃饭直接用钱买饭票，粮票基本上已经没有实质用途了，大家都攒起来换东西，人大北门附近常年有小商贩出没，他们就像现在摆地摊的，卖丝巾、袜子、头花、小饰物，可以用钱也可以用粮票，我们宿舍的女生经常结伴一起去和他们讨价还价，记得一条丝巾是10斤全国粮票，袜子是3斤。”

这种地下交易虽然已经非常普遍，但却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被定性为“投机倒把”，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都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有点像今天的城管，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正在人大门口用粮票换丝巾，忽然小贩卷起东西一哄而散，一看才知道是检查车来了，我们都惊呆了，因为手里拿的东西还没付钱，本来还心中窃喜，没想到检查的人看见追不上小贩了，就把我们教育了一通，我们当时使劲遮挡着胸前的校徽，生怕他们反映到学校去。”

不过，敏感的人们也由此嗅出：粮票历史的终结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