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在沪任职于会展协调公司的朋友，日前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工人在高处工作时，不知何故从几层楼高的鹰架摔了下来。
　　这位新加坡籍的朋友赶紧趋前看个究竟，并要求围观的工人电召救护车。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无论她如何喊叫，所有人都站在原地，无一离开现场去打电话。有个看似工头的人甚至说，伤者不是其属下，最好是等他的上司来处理事情。
　　“人命关天啊，这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吧？”朋友愤怒地说，还好有关负责人很快就出现了，迅速把伤者送往医院。
　　过后，朋友依然愤愤不平，到处向友人抱怨沪上人情淡薄。更让她惊讶的是，好些友人都说她太“冲动”了，万一遇上存心要骗取赔偿或保险金的工人，她反而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大伙儿都说：“让工人的上司亲自处理事情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众人的反应，让朋友更觉心寒，频频感叹：“生命何价？”
　　犹记得初到上海时，有位前辈苦口婆心地告诉笔者：别施舍路上的乞丐，因为他们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委派”到当地的；看到路人坐在路边呻吟，也别去理他，因为他可能反咬你一口，说是你把他推倒在地上的；也别轻易报案，因为公安会怀疑你的动机。
　　此外，神州各地的相关案件报道，更反映前辈的话字字珠玑。当中，最“经典”的莫过于在2006年11月20日上午发生的“彭宇案”。当天，一位姓徐的老太太在南京市某个巴士车站候车，人来人往中，她被撞倒以致骨折，花了不少医药费。她指认是刚下车的小伙子彭宇撞倒她的，并到法院索赔人民币13万元。
　　彭宇声称无辜，说是下车后看到老太太跌倒在地，急忙上前扶她一把，另一位中年男子过了一会儿也主动过去帮忙，大家还一起把她送到医院去。可是，老太太及家属后来却一口咬定彭宇就是“肇事者”。
　　当地法庭一审时判处彭宇支付老太太金钱损失的四成，共人民币4万6000元。法官当时裁定：如果彭宇是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而且“根据社会情理”，彭宇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现场，说明事实经过后，就可自行离开，让其家人将她送往医院，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法庭的判决动摇了彭宇之前“助人无罪”的坚持，表示要上诉，也直言自己太冲动了，而其证人则高呼：“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
　　判决过后，舆论四起，后来还出现徐老太太的儿子是警察等传言。直至今年3月份，有关当局才指出，经调解，彭宇赔偿徐老太太一万元，“双方都很满意”。然而，由于法院并没有透露调解协议的细节，彭宇也没有出面交代，公众纷纷质疑彭宇是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调解的。
　　在彭宇之前或之后，类似的案子恐怕还有不少。针对另一起毫不相关的案子，有位学者曾告诉笔者说，司法机关本应根据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根据舆论的要求来审理案件。不过他说，如果司法机关本身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同时又漠视人们的正当关切，恐怕就会损害司法的形象。
　　更令人担心的其实是，如果类似的事件不断上演，人们不信任法律体制之余，原有的价值观也逐渐被腐蚀。
　　笔者把彭宇案子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该名负责会展工作的朋友，试图说明促成社会公众冷漠的背后，可能有许许多多难以说清的原因。不料，她没有因此感到释怀，而是悻然地说：“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如果有一天我再看到有个工友跌下来，而我已不像之前般毫不犹豫地上前帮忙，我想，那就是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