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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

2010年06月06日 未分类 暂无评论 阅读 1 次

好久不见崔健——或许只是我们的错觉。他仍然在舞台上活跃,当然,唱的不仅仅是《一无所有》。他一直在写歌,间或拍电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北京生活。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又很有些不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他期待的是属于未来的所有可能。

崔健当然戴着他标志性的五角星帽子,白色,洗得绵软,边沿上有零零落落的线头散开,“我喜欢这顶,越旧越有意思。”刚坐下的时候,他的双手紧紧交叉在胸前,略带严肃。他依然是一身黑色,唯一的装饰是手上那块钛金属质地的积家手表。记忆中他一脸的桀骜已经变成了士大夫式的冷峻,凝着股锐气,不居庙堂但察江湖之远,仿佛有一个个“为什么”从他的眼睛里蹦出来。

但只一会儿他便松弛开,回答问题的节奏也从简单干脆变成了滔滔不绝。他很擅长用比喻,说摇滚的爆发力有很多欺骗性,“就像鱼香肉丝,太过油腻,不会是中餐永远的选择”,说电影承载的内容有限,“就像上飞机,你只能带20公斤的行李”,说现代人的生活“好像在一艘高速前进的飞船上,灵魂会掉下来”。好几次他不得不打住,“这个有点儿复杂,三言两语真说不清楚”。

他刚开了东京演唱会,又在戛纳电影节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电影《蓝色骨头》即将在今年开拍。这是崔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他自己写剧本做导演,称之为“加入电影梦大军”的一种实践。2010年他似乎格外忙碌,比如这部电影,比如即将出版的新专辑,比如作为“地球一小时中国大使”参加低碳公益演唱会,比如即将启动的巡演。

“忙碌是种错觉。我的工作量一直差不多,只是这些事突然全都来了。我也喜欢这种马不停蹄的状态。”

他喜欢临上舞台前的那种兴奋,期待现场迸发出的想象火花。他喜欢音符组合后时空的抽象:过去被忘记,只剩现在和将来。他喜欢表演新歌,比如《蓝色骨头》和《超越那一天》,“觉得自己还有独立的空间让人进来,而旧歌里面已经充满了人”。他知道观众在老歌中缅怀和陶醉后会有些失落,“没有对将来的感觉,捕捉不到方向”。

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适合做一些相对综合事情的年纪”,对这个社会也仍然抱一些冷眼。最近他在看北大教授于歌写的《现代化本质》,读得很慢,偶尔上哲学家黎鸣的博客。“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我们无法参照任何经验来获取平衡。很多艺术家的最高状态被钱买走了,他们有了创作环境,却让自己的思想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他想放慢些速度,保留一点自己的冲击力。喜欢的电影他都会反复看上三遍以上,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遍。第一遍只看到情节,慢慢才会看到导演放置在细节中的东西”。他仍然用CD听音乐—虽然他欣赏iPod收集信息的速度,但也介意它折损的音质和专业上的环节。他想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合理的错位,可以从容,保持警醒,活在当下。

毕竟,所有的一切都有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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