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力·贺佛尔(Eric Hoffer)，1902年生于纽约，父母是法国移民，经历相当传奇，首先体现在视力上，五岁时他已能阅读德文与英文作品，七岁却莫名其妙地失明，十五岁时又莫名其妙地恢复视力，他因此陷于再次失明的恐惧，疯狂阅读。

十八岁时，当木匠的父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木匠工会支付了葬礼费用，还给了孤身一人的贺佛尔300美元。这个爱读书的孩子，搭车去了洛杉矶，除了打打零工，醉心阅读十年。

或许看透了世事。他接下来试图自杀，不成，因为没勇气。于是下决定勇敢生活，成了在加州各地流浪的农场工人，干完活就在图书馆读书。四十岁时想参军，又不成，因为患了疝气，只好到旧金山当码头搬运工，此时开始写作。

九年后，这位年近五十的搬运工，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立刻跻身为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这本书至今仍是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中文译名为《狂热分子》，我认为不太贴切，因为他只是客观描述人们如何成为群众运动的“真信者”。群众运动在现在及以后，都能找到这样的“真信者”。

1983年，他获颁总统自由勋章，此时，距他宣布退休并离开公共生活已经十多年，“不再写专栏，不再上电视，不再教学。我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去——那个我起步的地方”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洞穴”里，他也许相当快乐吧。被荣誉最后打扰了一下的他，同年在旧金山去世。

除了书，好像他的身边没有出现他人。这或许与他处处流露出对人性的不信任有关。他借用拿破仑的话：“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不过是借口。”

虚荣心得到满足，尤其是精英的虚荣心，群众运动就不会发生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成为政府公务员，失意的“意见领袖”极少。

出现大量的失意者，群众运动发生的可能就增大了。其中的领袖，往往是失意的文艺青年。以这些重要的纳粹人物为例，他们的文艺梦罗列如下：“希特勒，绘画和建筑；戈培尔，戏剧、小说和诗歌；罗森伯格，建筑和哲学；冯·席拉赫，诗歌；丰克，音乐；施特莱歇尔，绘画”，毫无例外，他们都没实现文艺梦，能量转移到了领导群众运动。贺佛尔认为，他们的文艺梦在内心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政治野心只是其次，文艺梦碎，是永远无法抚慰的失意。

成功的商人无法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的务实的优点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在当前的条件下，按照事物的规律认真做事”，这话群众听来索然无味，他们喜欢失意文艺青年出身的领袖给他们的许诺：我将带你们去应许之地，我将让你们实现梦想。“逃离当下，逃离自身”才是失意群众的心理诉求。

群众运动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它暗示参与者可以迅速改变命运。这契合偷懒的人性，工作、节俭、积蓄，听起来都很辛苦，为自己负责即意味着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日常生活显得何等的乏味。德国青年加入纳粹冲锋队，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从自由选择中解脱！——群众运动就这样将失意者从“焦虑、荒芜和无意义的个人生活”中拯救出来。

这些“自我轻视”的人，在仇恨的引领下，迅速聚焦。因为“相爱的人多喜欢独处，只有我们生出恨意时，更愿意寻找同盟，更奇怪的是，当我们的恨意不那么正义和庄重时，寻找同盟的渴望却愈加强烈。这种非理性仇恨驱使我们和同类组成一个坚固的群体。”

失意的领袖找到失意的群众，平台搭建起来后，“自我牺牲”就成为可能。“真实与本能的自我，不会为天堂与人间的任何事物牺牲，只有当我们置身于某种舞台，像个演员一样，不再是真实的自我，此时，死亡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成为戏剧化的表演。”群众运动，可以方便地为每一个愿意“战斗至死”的人提供舞台。

失意的文艺青年，永远都有；失意或自认为失意的人群，永远都有，总有人成为领袖，也总有人在领袖的感召下走向自我牺牲。像纳粹的第三帝国一样极具杀伤力的群众运动，它的风险将长期伴随人类。在这点上，贺佛尔是悲观的，他认同帕斯卡的判断：“本质上，所有人都互相憎恶，爱与慈善，只是表象与假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只有恨。”

失意的暴政，可能以各种名义回归，飓风一般扫荡美丽的世界，但通过贺佛尔的分析，你至少有了预知风暴的能力，或许，能逃过一命，至少，不会放纵自己的恨意，成为暴政中的一员。坚持当一个个人主义者，像贺佛尔那样自食其力，多阅读，多思考，远离群众运动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