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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53)

2018年06月26日 心情故事 暂无评论 阅读 21 次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来美国六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赶出大学,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了个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作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换得一分工(合人民币三、四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从那时起,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一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子。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家里不教念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年,又不是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明年,一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妈,表哥、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她婆婆进来了。“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咳,命苦啊。”她的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又来了二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又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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