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钱理群

我讲座的题目是“漫话鲁迅”。我想跟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鲁迅的作品很难懂，但它到底难懂在什么地方？有一种说法就是鲁迅作品文字很难懂，或者说它的写作背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因为现在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随便找一本来，它就会给你介绍社会背景、有关的知识。我觉得，难就难在要真正地弄懂鲁迅很不容易。到底他在想什么？到底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鲁迅自己有过说明，他说“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很麻烦了。我们所读到的是他所写的，但和他为自己写的、他所想的不一样。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为他人写的，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鲁迅自己也有一个解释，他说很多人都说我说的是真话，当然，我也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所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我只是把我想说的一部分讲出来了，很多人都说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里所想讲的话，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如果还有一个人愿意听我讲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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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我要骗人》。这个题目确实非常触目惊心。他讲了这么一桩事：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门，碰见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她是来募捐的。中国每年都不断地会有水灾或旱灾，这小女孩就是为灾民募捐的。而在当时，正是处于国民党的腐败政府的统治之下，所以鲁迅很清楚地知道，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灾民手里的。用鲁迅的话来说，辛辛苦苦地募来的钱，恐怕连水利局的老爷们抽烟还不够。因此，在鲁迅看来，她的募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诉她说她做这事没意义，别做了吗？我不能这么说。不但不能说，还必须对她说：“小孩子，你做的事非常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鲁迅于是拿出一大笔钱来给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孩非常感动，说先生你实在太好了，我不要这么多钱，钱太多了。于是鲁迅牵着她的小手，走到一个商店，用大钱兑来小钱，再把小钱交给小女孩。小女孩紧紧地握住鲁迅的手，说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体灾民，对你表示感谢。于是那小女孩走了。鲁迅看着这小女孩越走越远，他的手上还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是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孩子。但是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又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她已经很老了，所以她天天梦想着死后能够上天堂。尽管我明知道死后没有天堂，但是我必须骗我的母亲说，老人家你做了一辈子善事，你死后一定上天堂。鲁迅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露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于是“我要骗人”。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说实在，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那里说假话。但是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着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一种深层的困境，有几个人敢于正视这一点？所以鲁迅说，我是不能把我心里想的话全部说出来，我只能说一部分。

那么怎么理解为自己说和为他人说的不一样呢？鲁迅有一个说明，他说我的写作是为三种人写的。一种人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这样一些志士仁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非常孤独、寂寞，因此，我必须在一旁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必须说一些光明的话，说有希望的话，我不能说很悲凉的话，因此我就在夏瑜的坟上加上红白的花圈。尽管鲁迅对夏瑜坟上有没有红白花圈，夏瑜是不是后继有人，是心存怀疑的，但是他必须加上这样一个红白的花圈。鲁迅说他写作的第二种对象是一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也许正包括在座的诸位。面对正在做着好梦的这些青年，他又怎么忍心去打破他们的好梦呢？是不是太残酷了呢？鲁迅写作的第三种对象非常特别，他说，我是为我的敌人而写作的。他说我经常吃鱼肝油，注意我的身体健康，不是为我的老婆，也不是为我的孩子，而是为我的敌人。就是不要让那些敌人生活得那么美满，就要在他们面前老站着那么一个黑色魔鬼似的鲁迅。站在那儿，他们觉得不舒服，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既然是为我的敌人写作的，我就不能把我内心的痛苦说得太多，我不能在敌人面前显示我的痛苦。因为一显示，敌人就会说了，你看，鲁迅多痛苦呀。我有痛苦，我独自承担。我一个人跑到丛林中，自己舔干净身上的血迹，我决不在敌人面前显示我的任何痛苦。

因此，无论是对那些孤独的寂寞的中国的志士仁人，还是对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或者是敌人，鲁迅都不能把他内心的痛苦，内心里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思想和盘托出，他必须有所遮蔽。这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样，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隐藏着更多东西，他的意思就表现在浮现和隐蔽之间。而且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虚。”真正的鲁迅是那个属于沉默的鲁迅，你看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因此，鲁迅的很多最珍贵的思想，随着他的去世，我们看不到了。这不仅是鲁迅，可以说人类一切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把自己的思想带进棺材里去了，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剧。但是话又说回来，鲁迅毕竟留下了一些东西。他说，为我自己写的和为他人写的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有两类，而在他为自己写作的作品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更真实的鲁迅。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读得最多的鲁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的大多数，以及鲁迅的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或者是为了那些孤独的改革者、中国的脊梁，或者是为了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或者是为了他的敌人写作的。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鲁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而且他说，《野草》是属于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们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一个作品。鲁迅的《野草》就成为我们去接近鲁迅灵魂的一个窗口，或者提供了一个途径，我们可以通过《野草》去了解那些也许是更真实的鲁迅的思想。当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只不过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它遮蔽得少一点。因此，《野草》里充满着更多的可怕的、悲凉的、充满绝望之意的那样的鲁迅的声音。今天我来漫谈鲁迅，主要是和同学们讨论鲁迅的《野草》，讨论鲁迅的《野草》里的哲学。鲁迅自己说，他的《野草》是在夜间写作的。所谓夜间写作意味着什么呢？鲁迅说过，一个人在白天和在晚上是不一样的。在白天，包括此刻，我们都穿着衣服，都戴着一个面具。譬如我现在是戴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面具出现在诸位面前的，这个面具对我是有所遮蔽的。到了晚上，特别是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面具摘下了，衣服脱下了，面对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但是还不行，因为还有皮肤，这皮肤也是个遮盖物，因此必须把皮肤掀开来，露出里面那个血淋淋的筋肉，那才是最真实的。这是血淋淋的真实，但是有多少人敢于正视它呢？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野草》是一个地狱，当我们面对《野草》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你敢不敢正视血淋淋的真实。如果你敢，你就进去；你不敢，用鲁迅的话来说，“趁早离开”。今天在座的诸位也有一个选择：进去还是离开？我想我们还是进去吧！

在进去之前，还要交代两点：第一，《野草》是散文诗。诗是很难讲的，诗只能去领会；诗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你觉得有那个味道，又说不出来，那你就读懂诗了，一讲诗就完了。我今天要讲课，但必须明确告诉大家，我讲课是冒着将鲁迅简化甚至歪曲的风险的。举个例子，当年北大俞平伯教授讲宋词，选了几首词念完，说：“好啊，好词！好词！好啊！”就不说了，课就结束了。(笑声)面对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讲课法，你怎么做学生？就要看你会不会听了。会听课的学生，你就会琢磨：这么多宋词中，俞先生为什么选择这几首？俞先生说“好词好词”决不是随便说的，然后你自己去读，去体会。到最后你体会到了，你也摇头晃脑：“哎呀，好好好！”你就懂了。读文学都该这么读法，别去搞那套一二三四五，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就糟了。读《野草》也是这么种读法，读得似懂非懂就是懂了。(笑声)我今天讲课，是不得已而为之，听完我的讲课，如果在座的有二百人， 五个人回去认真读《野草》的原著，我这个演讲就达到目的了。你一读原著，我任务就完了，你应该把我所讲的忘掉，这叫“过河拆桥”。 因此，讲课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讲一些什么东西，而是诱惑同学觉得《野草》“好啊好啊”就行了。第二，鲁迅的哲学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鲁迅自己说过，有两种思想在不断起伏，一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是个性主义思想。《野草》集中讨论什么问题呢？是讨论作为个体的生命，它的深层困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现的是鲁迅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

下面我就分点来说了。第一方面，鲁迅把个体生命放在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这样一个历史的纵坐标中，来考察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首先是讲“将来”。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常想，改变一个环境就行了，把希望寄托到将来。所以人类关于将来，有种种幻想，譬如西方世界有乌托邦，中国世界有大同，都是属于人们的对未来的想象。人们总是想象未来是无限完美、完善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一个终结点，鲁迅把它概括成关于“黄金世界”的想象。对此，鲁迅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回答说，有，不但有，还会有将叛徒处死刑的事情发生，还会有新的死亡。为什么呢？鲁迅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说人总是这样的：曾经阔气的人想复古，正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想改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一样，当然黄金世界里“阔气”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有曾经阔气、正在阔气、还没有阔气的人。而那些正在阔气的人，常常是掌握权力的人。还有人想继续革新，在正在掌握权力的、正在阔气的人的眼睛里看来，他就是叛徒。那些人就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将这些革新者处以死刑。就是说，在一般人认为，好像黄金世界是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世界，但是鲁迅却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甚至看见了新的死亡。这就是《野草·墓碣文》里所说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人们看见是天堂的地方，鲁迅看见的是深渊。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围绕这样一个命题，鲁迅展开了一些论述。譬如他说，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拿十全十美来要求人，那我们都不配活了。还有，十全十美的书也不存在。如果有的话，那么图书馆的书就没了。我们通常说一曲音乐或一幅画好到极点了，达到了一种艺术的“极境”。而鲁迅说，什么叫“极境”？“极境”就是“绝境”。当两个朋友好得不得了，恨不得穿一条裤子时，那么，你就明白了，这两个人马上要吵架了。宣布到极境的时候就是开始分裂的先兆，或者孕育着分裂的危险，所以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这个神话的。譬如说，《野草》里有一篇《过客》，说一个人从小开始就不断地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半路上，遇见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于是过客、老人和小女孩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前方是什么”。是什么在等待着诸位呢？小女孩说，前方是一个美丽的花园。这个小女孩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觉得未来是美丽的花园。而那个老人说，前方是坟。那么这两个答案哪一个真实呢？显然是后者。但是确认了前方是坟之后，老人和过客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争论。老人说，既然前面是坟，我就不需要再往前走了，我应该坐下来休息了。这是很多人的哲学。而过客说，我明知道前面是坟，但是我仍然要往前走，我仍然要努力、要奋斗、要反抗。所以鲁迅在给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广平的通信里说：你这个小鬼呀，你们年轻人是为光明而奋斗的，我可不是这样；我不相信未来是光明的，但我仍要奋斗的，我仅仅是为了要和黑暗捣乱而奋斗。这就是不同的哲学。

《野草》第一篇叫做《秋夜》。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走出庭院，你可以看见庭院里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墙角有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被秋风吹得浑身发抖，脸涨得通红，但是她却微笑着，她是乐观主义者。她为什么微笑呢？因为有一个诗人告诉她，虽然现在是秋天，但秋天过去春天就要到来了。英国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不知道诸位读了怎么样，像我们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们，这首诗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想到现在是冬天，但是，冬天来了就意味着春天要来，于是我们就乐观了，我们就奋斗了。(掌声)这小红花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前提下的呢？是建立在春天必然到来，而且来了就不走了，春天永驻，这样一个前提下的乐观主义。但是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前提是虚妄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而在小红花的旁边，正好有一棵枣树。枣树也做了个梦，做了一个落叶的梦。什么梦呢？就是现在是秋天，秋天过去了是春天，但是春天过去了又是秋天。但是这棵枣树，即使明知道春天来了要走，明知道春天之后是秋天，它仍然把它铁一样的枝干笔直伸向天空。也就是说，枣树的反抗是不以春天是否到来，不以春天是否永驻为前提。来也罢，不来也罢，永驻也罢，不永驻也罢，反正我就要反抗。这就是两种哲学，前者是年轻人的乐观主义，建立在一个虚妄的命题下；后者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悲观主义，但是它是建立在一个面对现实的基础上的。

鲁迅就是这样粉碎了这种关于未来的神话，以堵住我们一种精神的退路。“未来”不行，那么“过去”怎么样呢？于是，人们又给自己制造了种种关于过去的神话，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怀旧情绪。当今之中国，是充满了怀旧情绪的。譬如我这次到南京来，参加南师附中百年校庆的筹备会，来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校友。我们来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来怀旧的，说当年的附中多么好啊！每一次聚会都是怀旧的会，而且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这个怀旧会里最起劲同学，大概是现实处境不甚好的。现实处境很好的同学，一般对这个不太感兴趣。(笑声)人们用怀旧来安慰自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心灵破碎了，需要怀旧以弥补自己破碎的心灵，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过去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把它神化了。最近这几年，大家经常请老将军来作报告。老将军每次报告都说老夫我当年如何如何勇，如何如何打胜仗。我这个人可能受鲁迅影响太深，比较讨厌，我听报告时常常想：这些老战士难道他们一辈子永远打胜仗吗？他们打过败仗没有？我想可能打败仗比打胜仗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为什么不回忆当年打败仗的时候，如何狼狈，如何悲惨，如何可笑呢？这其实是人之常情。人总是避重就轻，总是把那些苦难的、不幸的、不愉快的事情尽量地忘掉，把那些美好的、愉快的、轻松的，尽量地凸现出来。人的这种记忆的选择性，这种避重就轻的选择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鲁迅之为鲁迅，或者说鲁迅之可恶，就在于他有悖于常情，他的感情选择和常人不一样。他不是避重就轻，而是避轻就重。哪样不愉快，他偏回忆哪一样。

在《野草》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回忆童年生活的，叫《风筝》。这篇文章已经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里了。大家不妨把鲁迅这篇《风筝》和当下许多作家所写的回忆童年的文章来作一个对比，你会发现，鲁迅在回忆他的童年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忆，他只回忆一件事。就是他小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小弟弟不见了，他到处找，后来在院子背后角落里找到了小弟弟。小弟弟在干什么呢？糊风筝。春天该放风筝了。作为长兄的他却勃然大怒，你怎么玩物丧志，你怎么不好好读书啊！把风筝抓过来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踩烂了。在座的，如果你当过哥哥、姐姐，恐怕你小时候大概都不同程度上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有谁记住呢？鲁迅记住了，而且把它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说，这是一次精神的虐杀。既然是精神的虐杀，是不是可以挽回呢？于是鲁迅特地约了他的小弟弟两人再来放风筝。但放着放着就没劲了，两个人都已白发苍苍，还放什么风筝呢？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罪过。鲁迅又想，我向弟弟当面道歉，当面忏悔，说对不起呀，弟弟呀，我犯了一个错误，请你原谅。如果弟弟说我原谅你，那么我就赎罪了，他原谅我了。但他弟弟却说，哎呀，我记不得了，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事情。这就是说，期望弟弟原谅也得不到。因此，这不仅是一次精神的虐杀，而且是一个不可挽回、不可原谅的罪过。你看，鲁迅把这事说得多可怕啊！鲁迅最后说，现在有春日的温暖和冬天的肃杀，我们选择什么？一般人都选择春日，没有人去选择冬天的肃杀，但他说我宁愿躲到冬天的肃杀里，而不愿意跑到春日的温暖里去。他的感情选择非常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肃杀更接近真实，而春天的温暖，是人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过去”这个神话也打破了，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呢？就是死亡。一般老百姓会说，哎呀，我活够了，活一辈子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讨厌的”鲁迅要提一个问题：死后，怎么样？喜欢追问“以后”，是鲁迅思维的特点，鲁迅总是追问以后怎么样。五四时期最流行的妇女解放的口号是“娜拉走出家庭”，鲁迅却偏偏要问：娜拉走出家庭以后又怎么样呢？鲁迅回答说：走出了还是要回来。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提倡妇女回到家庭吗？大家说黄金世界好，鲁迅问：黄金世界到来以后，还有没有黑暗？现在鲁迅又问死后怎么样，这对“以后”的追问正是表现了鲁迅思想的彻底性。于是就有了我称之为奇文的《死后》。别的文章可以不看，这文章非读不可！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想象。鲁迅想：人如果死了，运动神经不起作用了，但是人的感觉神经还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这样想象：我死了，躺在地下，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殡仪馆的工人粗心大意没把我的衣服弄好，折在背后，非常不舒服，但我不能动，我只能忍受着。你看，鲁迅这个人有多敏感！我躺着，上面过来一辆车子，车轮压着我的头，我都觉得牙齿发酸。这个感觉非常妙啊！压得你牙齿发酸。这还不算，有几个人走过来了，大概是来开追悼会的。一个人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或者表示悲痛，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惋惜，或者幸灾乐祸，等等。可我听了却很愤怒，我死就死，关你们什么事儿？为什么让你们或高兴或悲痛或惊讶呢？鲁迅对死后的追悼会看透了，不过是活人表演而已，与死人毫无关系。

这还不算，一个蝇跑来了，停在我的眉毛上。如果我的运动神经还在，很简单，手一挥就把它挥走了。但我不能动，我只能忍受。你想这多难过？一跳一缩一跳一缩，这还不算，它又跑我的舌头上来了，在舔我的舌头。那么脏的蝇来舔舌头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是我仍然忍受着。好容易它飞走了，飞就飞吧，但不，它在耳边嗡嗡叫着，说我刚才舔你是应该的，是正义的，是伟大的事业，等等，它还讲出一番道理来。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一个书店小伙计送来一大堆书，说周先生，敝店最近进口了一批明版的图书，要不要啊？生意做到棺材里了，这太可怕了！因此，我就想到，死亡不是痛苦和荒谬的结束，而是更大的痛苦和更大的荒谬的继续。死亡也不是人的精神避难所，你不能逃到死亡里去。你看，过去的神话被他打破了，未来的神话也被他打破了，死亡的神话也被他打破了，一切精神避难所都不能去，只给你一条路——现在。不管现实是多么严酷，你唯一的路就是正视现实。这正是鲁迅哲学的特点。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是儒家、道家、佛家学说，还有一家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前面几种文化，尽管具体的观念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总是给人们提供这样那样的精神避难所。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的最大特点，恰恰是要堵住一切精神避难所，人们只能来正视现实的困境。

在《野草》里，鲁迅用了大量的篇幅塑造了许多文学的意象，而这些意象都象征着人类的某些方面的深层的困境。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死火》是具有鲁迅式的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类关于火有种种想象，总的说来，人们是把火视为一种生命的象征。但是鲁迅想象的是“死火”，他把“死亡”和“生命”并置来讨论，这是很有鲁迅特色的。我们一般人睁一双眼只看一个问题，单一地提出关于火、关于生命的问题；而鲁迅在同时考虑生命和死亡两者的关系。一般人谈到希望，就专门讨论希望问题；而鲁迅却把“希望”与“绝望”这样一对命题提出来讨论。他提出来“死火”这个意象，就同时集中了生命和死亡两种意思。我们看他是怎样展开独特想象的。他说，我做梦，梦见自己在山峰间奔驰，跑啊跑，突然从山峰上一下掉到冰谷里，往下一看，一片青白色，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颜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见了很多珊瑚样的红的影子。在死亡的颜色中出现了生命的颜色，这就是死火。于是，我和死火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死火对我说：先生啊，请你赶紧把我救出去，否则我将冻灭。我说好，我就把你带出冰谷。死火又说，你把我带出冰谷，我当会烧完。我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个难点。后来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启发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70岁，他有一天把我叫去了，他说钱理群啊，我已经70岁了，已经老了。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我要么什么事不干，这叫“坐以待毙”；我要么像大家宣传的那样“发挥余热”，再努力奋斗，但这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只能在“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这两者之间作有限的选择。钱理群，你说怎么办？当时我一听，马上想起了鲁迅的《死火》。“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就是“垂死挣扎”。我再进一步想，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难道仅仅是存在于像王瑶先生这样的老人身上吗？我有没有这个问题？或者在座的诸位，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好不容易考取大学，当然还要努力奋斗；但你得知道，上天不会因为你努力奋斗就饶你不死，最后坟在等待着你。可另外一个同学，他整天什么也不干，他同样也是死。在这一点上，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最后的死亡，毫无例外。这一点请大家无论如何要看透，别存幻想。譬如说我吧，我年轻的时候也做梦，希望将来能当个教授。现在我当了教授了，又怎么样呢？也很无聊啊。这件事你得看透啊！这就是鲁迅思想的残酷，他要粉碎你的很多美梦啊！

但是话要说回来，尽管最后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毫无例外，但是“烧完”和“冻灭”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这个冻灭，他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光影，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哲学，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结果所有人都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你奋斗的过程，你挣扎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价值的。而那浪费的、无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是生命的空壳。这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贵在参与，即使我名落孙山，我参与了，我努力了，这就有价值。像我们老同学聚会，当年每个同学都有种种幻想和理想，到最后老了，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发现真正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没有实现理想，都过着很平凡的生活，而实现的那几个人也很无聊。(笑声)但是，大家都说，虽然我现在好像没什么成绩，但是我是努力的，我是对得起自己的，那么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价值不体现在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而是我努力了、我奋斗了，这个奋斗、努力本身就给生命带来一种意义和价值。这就是鲁迅《野草》的哲学，这正体现了鲁迅那种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果的人生哲学。当然我今天不是要宣扬这种哲学，大家可以拒绝这个哲学。但是鲁迅知道他要作出这样的人生选择，它的意义与它的问题所在。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选择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极其有限的一个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野草》里的死火也是与其冻灭，不如烧完。最后它跳出来了，跳出来之后碰到石头，然后一起同归于尽，同归于尽的时候就哈哈大笑。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讲的是影子。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当正午阳光直照的时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己这样一种“历史的中间物”的历史命运。“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我这样的历史中间物的任务，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跟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实际上所指出的不仅是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的一种深层困境，恐怕也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深层困境，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你只能够无地彷徨。这“无地彷徨”四个字，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的困境。

第三个例子是刚才说的《过客》。“过客”他不断地往前走、往前走，在半路遇见老人，老人对他提三个问题：第一，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第二，你从哪里来？第三，你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又怎么离开的？你被一种你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抛到这个地球上来，然后又被一种你无法把握的力量带走了，这都不由你所掌握的。这说的就是人的生存本体的一种荒谬性、黑暗性和悲剧性。诸如此类，这都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的一种深层困境。鲁迅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正视这样一种深层的困境，因此引出他的现实主义哲学。鲁迅反对三个东西。第一他反对“绝对”。绝对的、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人的此岸世界的历史、社会、人性、现实都是有缺陷的。第二，他反对“完全”。完全的、毫无弊病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此岸世界的历史、现实、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颇的。第三，他反对永久。永久的人生，永久的人性，都是短暂的。他强调人的生存本身、现实本身、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有缺陷性，和它的短暂性。他要我们正视这样一个此岸世界的现实。我们讲鲁迅的清醒现实主义精神，正是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强调紧紧抓住“现在”，“现在”是鲁迅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方面，就是鲁迅怎样横向地考察人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他者，可以概括为三种：敌人、爱我者和群众。

首先讲敌人。这是很宽泛的概念，就是你要办一件事情，对你形成阻力的东西。《野草》里有一篇《这样的战士》，他说这个战士，拿起投枪，向他的敌人掷过去，明明前面有个敌人，但当他把投枪掷过去的时候，那敌人不见了，就变成“无物之阵”。我们一般打仗是摆开阵势，敌我双方阵营分明，这是传统战争。而现代战争，敌人找不到，但却存在，这叫无物之阵。这无物之阵比有物之阵更可怕，就像我们中国传说的“鬼打墙”，你半夜走到荒野里，前面分明有鬼，一拳打过去，鬼不见了。就像办一件事情，分明阻力重重，你的事情办不成，但是却找不到原因在哪里，找不到反对你的那个阻力在哪里。这恐怕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几乎时时刻刻遇到的事情。鲁迅说，在中国，要搬一个铁炉子都要流血。在我看来，更可怕的就是时时刻刻遇到些无物之阵。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在北大，当时面临一个问题：我要把家属从贵州迁至北京。迁户口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到处找人、托人，所有的人都对我点头微笑，说钱理群我们非常同情你，完全理解你，我们完全支持你。没有人反对我，但是就是迁不来。最后我就绝望了，我对我的夫人说，你做好准备，你不要想来北京了。我窝了一肚子火，想找到个地方发泄都没有，我还得向所有的人点头微笑。一个人如果想做事的话，就会时时刻刻遇到无物之阵。

无物之阵有什么特点？鲁迅作了一些概括。首先，无物之阵实际上是你的敌人玩了一种花样，或者是反对改革的人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当你要做一件事情，提出一个革新的倡议的时候，这反对你的人，首先，他就要利用他的权力把你压下去。如果压不下去，他一定改变面孔，转而说对你表示支持、同情。其实他是反对你的，但他对你点头微笑。所以鲁迅说，当今的中国，改革的旗帜插过去了，满世界都是改革、改革、改革，你看中国有谁说反对改革？没有人说。但是真的都赞成改革吗？没有。点头微笑，摆出“无物之阵”，是一种反对的手段。一旦你的改革遇到了困难、挫折，他就反攻倒算，那就不客气了。鲁迅说在中国，“改革一两”，好不容易改革集合起来有一两的成绩，一旦反攻倒算，“反动十斤”，要厉害千百倍。其次，无物之阵其实就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种千百年的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鲁迅称它们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一方面要杀人，阻碍你；另一方面，它没有名称，又不是故意的，甚至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来反对你。所以，鲁迅说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当面射来的炮弹，最可怕的是你的战友从背后射来的冷箭，你的慈母和你的爱人善意的误进的毒药。鲁迅说，无物之阵可怕，在于它含混不清，有某种模糊性，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你就没办法了。

鲁迅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和大家讨论：最可怕的鬼是什么样的鬼？有的人说，三头六臂的鬼最可怕，或者有千只眼睛、万只手的鬼最可怕。鲁迅说这不可怕。尽管有三头六臂、千万只眼睛，你总还有个具体的数字，一具体就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混沌鬼，没有眉毛没有眼睛，混沌一片。鲁迅又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当年很多人都反对武则天，著名文人骆宾王就写了一篇檄文，列举了武则天的若干罪状，用了文人所可能想象的最恶毒的语言来骂武则天。他以为这一骂，武则天要气疯了，结果武则天看完之后微微一笑。为什么呢？无论你用多恶毒的语言骂她，列举她十大罪状，武则天一看，心里有数了，我不过十条而已，你再骂也就这样。所以鲁迅说，骆宾王书生气十足，我要是骆宾王就不这么办。我怎么办呢？我把武则天拉到大庭广众之中，譬如说在今天这个场合，当着大家面，我说：“大家看啊，这个武则天，她多么多么……”然后对她指指点点，我不说了。我这一点，她一抖；我一点，她一抖；我不说，她看我不说就越发紧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这含混不清、不明确就可以置她于死地。这个最厉害，你碰到无物之阵含糊不清的罪名你最伤脑筋，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要补充的是，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被中国的无物之阵所杀害的。鲁迅的思维具有特殊性，他的感情选择和表达方式和大家也不一样，鲁迅实在是所有人的公敌，所以他也是自己的敌人，这是鲁迅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他时时刻刻感觉到有敌人从四面八方要反对他，但是又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方法来反对他，所以他始终停留在一种准备战斗的状态。这个人在说话了，是不是要反对我了？他赶紧去和他搏斗。我们今天回过来看鲁迅当年和这些敌人的搏斗，更多的是他对，就说明他有远见，他有预见性，但也有搞错的。人们说鲁迅多疑，鲁迅是多疑，这个不必回避。但是为什么多疑呢？就是他遇到了无物之阵。这个无物之阵是真实的，有很多敌人反对他，但是具体这个敌人什么时候、什么方法、在什么地点来反对他，是含混不清的。再加上他是诗人，想象力特别丰富，所以你想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里准备打仗，必然身心交瘁。所以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就被无物之阵给害了，这个大家别忘了。我想每个人，只要他生活在现实中，就会感到无物之阵的可怕，会感到时时刻刻被无物之阵包围着。

鲁迅谈第二个问题，是和爱我者的关系。“爱我者”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父亲、母亲、老师、同学、朋友、兄弟姐妹等等，都是爱我者。那么是不是爱我者总能给我以灵魂的安慰和安宁呢？也不见得。这里讲《过客》的一个细节。这“过客”从生下来就开始不断地往前走、往前走，他身上的血都流干了。这个时候，小女孩出于对过客的同情，就拿了一小块破布交给过客，说，先生，你拿着这块破布来包扎一下你的伤吧。显然这块破布是具有象征性的，象征着爱我者对我的理解、同情、温情、温暖。像过客这样的战士，他怎么对待人们对他的理解、同情、温情呢？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高兴地把这小块破布接过来了，说，谢谢你，谢谢你。这就说明，像鲁迅这样的过客，他是非常孤独、非常寂寞的，因此，他从内心渴望着理解、同情和温情。但是，过客仔细一想，又把这破布毅然决然地退回去，说，我不能接受你这块破布。他又拒绝了这种理解、同情和温情。他不但拒绝，相反还说了一番让人很难理解的话。他说，我不但要把这片破布还给你，而且我要像老鹰在死尸上盘旋一样，我要诅咒你的死亡。这就提出一个命题，叫做“诅咒爱我者的死亡”。

这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命题。鲁迅在跟许广平的通信中再一次地讨论这个命题。许广平的哥哥死了，因此许广平非常悲痛，她写信给鲁迅说，我走在马路上，看见很多和我哥哥一样的青年人，他们活活蹦蹦的，我心里很嫉妒，为什么这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人那么好好地活着，和我最有关系的哥哥就死掉了呢？这可谓是人之常情，就是跟我没关系的人死了也无所谓，跟我有关系的最好别死。而鲁迅说，我和你相反，越是和我亲近的人，我越要诅咒他死亡。再举个例子，鲁迅有一个好朋友叫许寿裳，许夫人去世了，鲁迅作为他最好的朋友，当然要发去唁电。但是鲁迅这个唁电非常有特点，他首先对嫂夫人的不幸去世表示无限悲痛，这是真的。但紧接着说了一段让人费解的话。他说，同时我要为嫂夫人的去世对你们的孩子们表示祝贺。祝贺亲爱者的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构成了鲁迅《野草》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到底怎么理解这个诅咒爱我者的死亡的问题？幸亏当时有一个北京大学学生，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说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鲁迅给他一个回答。幸而有这回答，我们今天算是懂了鲁迅的意思。他说道理非常简单，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假如说我和你不相识，你不给我写这封信，我们两个之间互不相识，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情感的联系，如果有一天你成为我的敌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打死。但是现在，我们两个有了这种情感的联系以后，你再成为我的敌人，我要向你开枪的时候，我要发抖，我要犹豫不决了，我不能够自由地按照我的意思把你打死。第二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我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她生活在北京，她快死了，她非常爱我，她时刻关心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在上海，当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件危险的事情，尽管这是我自愿去做的，如果没有母亲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了母亲，有了母亲对我的爱，我在做这件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我这样做会不会给母亲带来痛苦，我就不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去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说，当一个战士或者一个人，你要取得思想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时候，这种爱我者的温情，常常会妨碍你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由。因此，鲁迅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由，常常容易挫跌在爱上。爱固然可以给你以力量，但爱也会成为你的一个牵制。鲁迅在考察自我和爱我者的关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渴望着爱我者对我的爱、理解和温情；同时，又恐惧于甚至要拒绝这样一种爱。渴望爱又拒绝爱，这就构成鲁迅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的困境。

第三方面就是自我和群众的关系。鲁迅对中国的群众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叫做“戏剧的看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不妨做个试验，譬如你跑到大街上，你往地上吐一口痰，假如你蹲下来看这口痰，不到十分钟，你周围会密密麻麻挤满一堆又一堆的人，大概都在看，看别人，同时被别人看。这是中国到处可以见到的现象，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看客”现象。鲁迅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叫做《示众》。这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就讲很简单的一件事。夏天热得不得了的时候，马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巡警，牵着一个犯人，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拥过去，去看犯人。先是大家看犯人，犯人看大家，然后互相彼此看。看来看去，就构成一个“看”和“被看”的模式，每个人一方面看别人，同时被别人看。这高度地概括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也概括了今天我和诸位的关系：大家在看我；同时我也在看大家。鲁迅对这样一个看客现象，作了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他首先探讨被看的人是什么人，看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根据他的观察、研究和描写，被看的人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阿Q、孔乙己这样的人物，就是说是一些不幸的人们。他们有种种的不幸，因此他们希望向别人倾诉。那么看客们是怎样看待别人的不幸和别人倾诉自己不幸的需求的呢？大家还记得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以后，祥林嫂到处向人们倾诉她的不幸，鲁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去听她讲。有许多老太婆因为没有听到感到很不舒服，然后成群结队赶去听。听她什么呢？听她讲故事。请同学们注意这个词：“故事”。明明是祥林嫂的不幸，现在这个不幸在看客眼中，就转化为“故事”。故事是什么？就是娱乐的材料。在听祥林嫂倾诉的时候，开始人们掉下眼泪。但是大家注意，这个掉眼泪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是感到一种自我的崇高——你看，我还能同情你。等眼泪流完了，故事也听完了，然后大家“满意地”走了。注意这个描写：“满意地”走了，还一边“议论”着。请大家琢磨，这个“满意”、这个“议论”的背后是什么？这些看客们来听祥林嫂讲，完全不是出于对她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无聊了，想寻求一种刺激。隔壁邻居一个老太太儿子死了，多惨啊，我去看看。他们是想寻求刺激。所以在听的过程中把祥林嫂的不幸转化为自己的快乐，打消自己的无聊，得到一种满足。在中国，所有人的不幸，都会在看客现象当中转化为别人的一种快乐。这个地方，正是显示出国民的全部的残酷性和麻木性。这种心灵的残酷和麻木，也是鲁迅感到极为痛心的。也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同情，只有利用别人的痛苦，这个现象在我们生活中仍然到处皆是。

作为被看的另一种人，就像《药》里的夏瑜那样。夏瑜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就是属于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中国人。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牺牲、奋斗，结果在《药》里面就转化成为茶馆里面大家议论的材料。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中国的志士仁人们，他的理想、他的崇高的努力，在看客现象中都转化成为一种表演。在中国，一切神圣的、严肃的、崇高的努力，都会转化成一种表演，从而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你看，在中国任何不幸和任何的崇高的努力，都会转化成哈哈一笑。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整个中国都在做游戏，都在演戏。在世纪末的狂欢中，中国人的不幸者的真实的痛苦被淹没了，中国的努力的改革奋斗者的崇高努力都被阉割了，都被否定了，都被消解了，就只剩下哈哈一笑。鲁迅说，中国就可能要消亡在这“哈哈一笑”中。所以鲁迅讨论自我和群众的关系的时候，他是充满了一种危机感的。

鲁迅在讨论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物之阵的一种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爱我者所可能产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众作为戏剧的看客所可能产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绝望的结论。所以我们说，鲁迅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达到大彻大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了。鲁迅写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对话：甲先生对乙先生说，我曾经对你说，我要写一万行诗，现在我一行没写出来，你肯定对我失望了。乙先生说，我不失望，因为从一开头就没有相信你能写半句诗。(笑声)所以一开始，你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叫做“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大彻大悟之后，人们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这就是《过客》里的老人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选择。周作人就说，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而鲁迅的选择恰好相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是我还要努力地往前走，我要反抗，我要奋斗。因此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鲁迅说过，你们因为希望而反抗，比因为绝望而要反抗要容易得多。或者反过来说，明知绝望还要反抗，这比因为希望而反抗要艰难得多。

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就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或者说就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所存在的一切生存的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态度。另一个侧面，就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高度的结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遗产。在21世纪的开始，我们面临着种种新的困惑、新的选择，我们的前辈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的一种精神资源的。当然，鲁迅的时代毕竟不是今天的时代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鲁迅所未曾面对的问题。因此，鲁迅对于我们来说，不管他多么正确、多么伟大，他只能作为我们作新的历史选择时的一个参照。我们不能把鲁迅当成我们的目标，鲁迅不是终点；我们应该从鲁迅出发，来作出我们新的选择。鲁迅自己也正是这样来要求和劝告年青一代的。很多人都称鲁迅为导师，但鲁迅回答说：“青年又何须寻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我想，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