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梁换柱

将利益之争演化成道德审判

因为美国的专利侵权案件可以采取陪审团的方式，而陪审团又不是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所以很多专利侵权诉讼最后变成了道德审判。一般而言，在亲专利的文化氛围影响下，诉讼之前陪审团就已经决定哪一方是偷盗者，是“坏人”；哪一方是“创新者”，是“好人”。这就将被告置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只要走上法庭，你就处在辩诬的位置，加上原告律师的煽风点火，本来未决的利益之争就被描述为正义与邪恶之间所进行的较量。

由于陪审团很可能并不完全掌握有关专利法的知识，他们更愿意做出已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道德评判：例如说谎、盗窃和取得不当利益。他们一般会依据这些原则给出最终的裁决。所以，如果被告曾与专利权人有着广泛的合作，律师就会调查有关该潜在被告的产品改进或者产品开发的情况；如果双方进行过专利许可的谈判，律师则会夸大被告对许可使用的恶劣态度，这就是国外企业起诉前一定要进行许可谈判的一个目的。以思科诉讼华为为例，思科从来没有许可的意向，但也会在诉讼前主动与华为谈判，以在随后的诉讼中向陪审团展示一个更加“彬彬有礼”的思科。另外，整个诉讼过程中，华为在美国媒体上都处在被攻击的位置，甚至连华为总裁任正非曾经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也被大肆炒作，整个诉讼过程就是“妖魔化”中国公司的过程。